俞秀松与施存统，是早期共产党人和青年团员中，为大家熟悉的党的青年工作领导者。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创建，同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努力密切不可分。本文试从两个角度探讨两人在建团中的地位与作用：（1）从第一个“工读互助团”到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看他们在实践中“想急进”的转变和影响。（2）从尽心竭力完成党分配做的青年工作，看两位团的书记革命主动性、配合性、战斗性所起的以身作则作用和指导作用。

（一）

“五四”时期工读互助团出现在中国大地，正是当时国内形形色色“社会主义”中一种空想社会主义――主要是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及其“互助论”与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合二为一的工读主义产物。它的实质是无政府主义。当时迎合了进步青年在摸索救国救民道路时改造社会的善良愿望，在青年学生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浙江新潮》的主办者先进青年俞秀松、施存统，受到反动当局查禁此刊不能在浙江立足，愤然到北京参加中国第一个工读互助团“北京工读互助团”，满以为那是“新思潮”下的“新天地”，是“改造社会”的好方法。几个月“新生活”的“试验”，他们觉醒了。两人到了上海有早期共产主义者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等所在的“星期评论社”，这个“共产党细胞”（瞿秋白语）的地方，才找到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1920年3月俞秀松将要离开北京时致书给其父好友骆致襄，提及“我们这个团，现在生活非常难以维持，因为现在社会制度的下面，想拿半天劳工所得的工资，万难维持全天的生活”，“我和存统两人做事，想急进一点，认这个‘工读互助团’不是久长之处，所以我们决计就要离开此地，到别的地方去了。”4月再致书致襄，同意致襄一番话“‘若要拿自己组织的新村，为改造社会的前驱，使社会里面的人看得高不可攀，社会就不容易改造了！’我很认为不错，因此，我要去进工厂的。”信中对致襄主张改造社会取“不遭社会嫉忌的方法”表示“我以为不然，现在中国社会是甚样的社会？中国底人是甚样的人？我们处在这种社会之中，和这般人谈改造，而不是用急进的方法――好方法――无论如何不成功的。”同时，介绍星期评论社说“这里的同志，男女大小十四人，主张都极彻底，我实在还算不得什么。”打算“我就要离开《星期评论》社，去进工厂”。俞秀松言行一致，他在4月即进上海厚生铁厂，一面做工，一面给工人讲课，宣传革命道理。

俞秀松、施存统，在星期评论社这个早期共产主义者战斗过的地方，从思想上、信仰上、行动上都有很大转变。施存统因病未能进工厂，他参加该社编辑部工作。1920年“五一”节，《星期评论》与《新青年》同时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出版纪念号，着重宣传社会主义与劳工运动。施存统在纪念号上发表重要文章《“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透彻地剖析了工读主义，总结了两大教训：“（1）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2）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这篇长文后有“秀松附记”，秀松写道：“存统做好这篇文章，我拿来看一遍，大旨和我没有不同。”星期评论社主要成员对他们的帮助与教育，促使两人重新思考对主义的选择，对中国社会改造道路的选择；这也是他们“想急进”，抛弃空想社会主义影响，向着科学社会主义急进的“宣言”。他们的言论与行动，教育与带动了一批有志改造中国而认识模糊、主义不明确的进步青年，投身革命行列。

工读互助团与社会主义青年团，毕竟是二个性质根本不同的“团”，其不同主要在组织性质与主义信仰的根本不同。前者是以工读互助为宗旨的青年团体，后者是以信奉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为宗旨的先进青年的政治团体。二者不能划等号。若说二者中成员，则应具体分析，工读主义者如其真心改造中国，正确的认识社会与自己，也是可以在寻求真理中向科学社会主义靠拢，转变成共产主义者；工读主义者不幡然悔悟，坚持固有立场，与科学社会主义相抗，也会在革命潮流中落伍、以至走向反面。我们看到工读互助团中一些急进青年，他们通过实践认识了这个团不是社会革命的办法，勇于同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划清界限，曾是工读互助团的人创建和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大有人在，如北京工读互助团的俞秀松、施存统，上海沪滨工读互助团的罗觉（罗亦农）、袁笃实等人。据所见新发现的珍贵史料《愈秀松日记》（1920年6月至7月）复印件所载，1920年7月22日至25日的日记写道：“今年北京一去，总算把这个‘学者的念头’打破，决意想去做‘社会的革命者’”。同年5月间两人还参加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施存统在当年6月中旬赴日留学前，曾与陈独秀等商议筹组中国共产党，施存统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介绍这段历史；“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由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无名）五人，起草纲领十余条。陈公培抄了一份到法国，我抄了一份到日本。”此中提起沈、刘也是“星期评论社”的人，最后五人商拟纲领，其中李、俞、施三人都在该社。不谋而合的历史材料证实了这件事，俞秀松在1920年7月10日日记记着“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这“前回”决非在两人初到上海之时，而在6月施离沪之前。当6月间上海“沪滨工读互助团”成立之时，清除受过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俞秀松、施存统却同陈独秀等秘密酝酿建党。施存统后去日本，仍同俞秀松等8人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人、第一个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是合乎逻辑顺应潮流的结果。

（二）

俞秀松与施存统在正式建党前后，主要是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青年工作，他俩是卓越的青年工作领导人。俞秀松是我国第一个青年团书记，他受青年共产国际正式邀请，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身份，1921年7月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他在出席这次会议前后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据早年赴俄的秦抱朴在《赤俄游记》中提及：他在1921年8月5日到莫斯科第二天，“当晚即到秀松与陈为人那里去谈话，他们俩是我最好的朋友，此次他俩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青年共产国际大会。”

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中国青年团代表，现查实有张太雷、杨明斋（杨好德）、俞秀松、陈为人四人。张、杨是中共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成员，也是团的代表，而四人中唯一受到青年共产国际向中国正式邀请能到会的代表只有俞秀松一人。俞秀松很有才华，他主持上海团的工作，每周向团员作一次报告，当年在上海的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包惠僧说，“报告的内容多半是由党规定下来的，俞秀松作的报告较多。”（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俞秀松在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作了报告，对中国革命青年运动形成与发展、上海建团、上海工运论述甚详。报告鲜明地指出：“第一个青年团建于上海，其原则是准备社会革命。”他从俄国归来后，仍积极促进建国工作。

1922年1月，负责中国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施存统回到上海。不久，被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指派负责团临时中央局，全力以赴进行团的组织整顿、发展和筹建团的“一大”工作，同时兼顾上海地方团的工作。施存统做团的工作，到1923年，团的“二大”后止，他因身体不好辞去团的工作；俞秀松做团的工作，到1924年任青年团杭州地委后补委员时止。两人做团的工作在时间上虽有差异，但就做团的工作高度责任感、对团的贡献、热爱青年成为青年良师益友而言，则并无差别。这是两人在早期青年运动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榜样作用最显著的特点。

1992年是建团70周年，中国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走过曲折而光荣的历程。岁月飞逝，俞秀松与施存统已先后离开人间，但他们为建团作出的历史功绩永载史册。两人在早期建团中占有不容置疑的重要地位，起到了先驱者的表率作用，也为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荣历史写下壮丽的一页。

（作者单位：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研究部主任）

（载自《中国青年研究》1992年第三期）